独具特色的中国博士后制度前程似锦  

李政道

    博士后制度在世界已有约1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始创于1985年，虽然起步晚，但已形成独具特色和相对独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成为造就高水平人才的重要途径，它已经并将继续为推进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祖国当时的迫切需要，才使我有机遇成为建立中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议人。至今还继续担任中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的顾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对中国博士后事业的每一步发展，我都非常关注。回顾20年来中国博士后制度创立和蓬勃发展的历程，我很感到很兴奋，对中国博士后的将来寄有殷切的期望。

                                        （一）
    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我曾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培养自己的科技带头人。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培养过程中的一环，青年博士必须在科研条件比较好、学术气氛活跃的环境里再经过几年的锻炼，才能逐渐成熟。因此，应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设置特殊职位，挑选一些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那里从事一个阶段的博士后研究，以拓宽知识面，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进一步探索、明确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同时鉴于文革之后，各地学院青年研究学者，很少交流。而博士后的阶段，更应鼓励流动，因此我郑重考虑，是否能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制度，将流动的优点化成博士后制度整体的一部分。我的建议引起了中国国家领导人、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科技界、教育界的重视，特别受到小平先生的直接支持和关怀。
    1984年5月21日小平先生专门安排与我会见，听取我的建议。我与小平先生讨论博士后一词的情况，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当时小平先生问我，既然已取得博士学位，博士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办博士后呢？我向小平先生解释：大学生是老师教学生，考试答案老师知道，学生按照老师的方法去答试题，做对了就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进研究生院，在硕士的基础上，老师除了上课以外，给研究生一个研究题目，可是老师并不知道答案，让研究生自己去按老师指导的方向，求知一个新的结果，如果老师与同行专家评议认定研究生的结果是对的，研究生就可以毕业，老师给研究生的毕业学位叫博士。但是，真正做研究，必须让学生学习和锻炼如何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出来，这个锻炼的阶段就是博士后。博士后与博士不同，博士一般只是按照老师选定的博士论文课题进行研究，而博士后可以参与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爱好自行选择研究课题。
    那天，我还向小平先生介绍了1979年我在美国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中美联合招考中国物理研究生项目（即CUSPEA）的进展情况。由于那时国内尚未开设GRE和TOFEL考试，所以美国的一流研究生院难以客观地考查、录取中国学生。自CUSPEA项目设立后，每年约有百名中国物理系高年级学生得以进入美国一流的研究生院，并保证得到美国全部生活费用和学费的支持，直至完成博士学位。此办法后来也为生物、化学等学科采用。当时，CUSPEA学生已有四届约400位，按计划还要再办若干届。前四届的学生，专业都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已选定专业，从事与物理、生物、化学等密切相关的新型材料、激光、固体、半导体、磁性和医学等国家迫切需要、有重大应用前景的项目研究。这些博士将陆续回国服务，如何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长为中国需要的高级科技人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成功，可以影响其它学科，也会吸引更多的学者参加祖国建设；如果处理欠妥，则会对派出人员将来学成归国的信心受到相当影响。
    我向小平先生建议，在他们回国后，为他们在国内创造一个能够继续深造的环境。同时，国内毕业的研究生也需要这样的环境。因此，可否在国内先设立十几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试点，这样可保证人才流动，使其学有所用，研究单位也可建站选人。将来几百个站、几千个站，将使全国青年学者都可以在良好的环境中深造，并能流动起来，产生新的活力。
    小平先生对此建议表示赞赏。他说，博士后对他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他第一次听到。成千上万的留学人员回来是很大问题。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新方法，这个方法很好，他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以后各行各业都可以参照这个办法。建10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上千的流动站，形成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
    正如小平先生所说，当时国内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国内的科技队伍发生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同时，由于种种原因，那时科技人员难以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加上编制，住房等等很多限制，人才极难流动，因而学科难以交叉发展，近亲繁殖等等现象相当严重。他深深感到那时实行博士后制度，还必须采取得力措施，为博士后们创造比较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妥善地为他们解决好科研经费、住房、编制、工资、户口、家属安排、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一批具体问题，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为此，我建议由国家拨专款，建造一批博士后公寓，专供博士后使用；建立博士后基金，资助优秀博士后开展科研活动；建立博士后日常经费，为博士后科研、生活提供必要的费用保障。此外，我还建议，博士后期间的编制不纳入各单位，以避免当时重点院校和科研单位普遍超编、不能容纳新人的困难；本单位培养的博士不能利用这新设立的制度，进入本单位设置的同一学科的流动站，博士后在站期满后离站，形成必然的流动；博士后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实行户口随博士后本人流动的办法；也鼓励青年博士向国外第一流学院竞争博士后职位，允许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再次到国外做博士后，以保持与科学前沿的接触；博士后站不宜全部集中在北京、上海，在东北、西北、西南地区也应精选一些研究单位设站试点等等。
    小平先生对我的这些建议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他当即表示，国家要拨款，看准了就要行动，主要是先定点，定了点后就拨款，明天就批，无非是盖房子，买些必要的设备。小平先生还责成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尽快予以落实。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宋平先生对博士后制度的大力支持，并妥善解决了很多实质问题。
    1985年7月16日，小平先生再次会见了我。他首先向我了解落实博士后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当我向他说，博士后每人每年日常经费仅8000元，需增加到1.2万元比较合适时，小平先生马上说：就这么定了，1.2万元。我没有想到小平先生会如此爽快地决定此事，立即站起身，走到小平跟前说：“我要代表这些青年的科学家谢谢您”。小平先生摆着手亲切地说，是我们要感谢你。他们是我们的娃娃。随即，小平先生谈到了人才问题，他指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我们现在就是缺乏人才，在好多事情上缺乏本领，各个领域都如此。现在人才不合拢来，丧失了可惜。在讲到有理想的问题时，小平先生讲，我们说要有理想，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条是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我们从青年时就干的事情。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坚持下来，就是有这个理想。那个时候天天准备被杀头，还不是个别人，而是成百万成千万的人。有理想要有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小平先生在会见我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时，还说，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一个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个是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把他们吸引回来，还要想更多的方法。博士后只是一小部分人，要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有许多框框束缚我们，要改革。招聘要有对象，有名单。要赶快搞规划。尤其是科学研究机构，现在就要去招聘，把最优秀的先招聘回来。所谓少讲空话，多做实事，这就是实事，要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最优秀的，招聘的条件要提高。
    在小平先生的关注下，流动站建议得以落实。就在小平先生会见我的当月，即1985年7月，中国国务院就正式批准了原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报告》，这标志着中国博士后制度在小平先生的亲切关怀和亲自决策下正式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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